举国体制下,兴奋剂更加泛滥
兴奋剂的使用,这是运动员个人行为。但在很多时候,这样的个人行为都来自其背后的神秘力量,纵观整个奥运会的发展史,最泛滥的兴奋剂事件都出现在奥运举国体制的国家之中,曾有媒体戏言:兴奋剂就是举国体制的一剂“春药”。的确,在上世纪70年代,东德国和苏联是爆出兴奋剂丑闻最多的两个国家,80年代初期中国的多起兴奋期丑闻来源也都是以上两个国家带过来的“先进技术”,为什么会出现在好样的情况?原因很简单,在举国体制的国家中,不仅运动员需要奥运会上的好成绩,这些运动员的监管者们往往比运动员有着更多更大的利益追求。
NO1:奥运有史以最泛滥的兴奋剂事件都在举国体制下
从1968年到1988年,4届奥运会上只有1600万人口的前东德赢了多达519块奥运会奖牌,其中192块是金牌。以人口平均数计算,他们的奖牌数量是前苏联的10倍,美国的13倍。如此出色的奥运会成绩无疑是东德奥运会史上的一个奇迹,但在这个奇迹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真相呢?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前东德这个金牌工厂的秘密也逐渐浮出了水面。“Staatsplanthema 14.25”计划,这是东德在当时进行的一个兴奋剂项目,简单说来,前东德国约1万名运动员系统服用兴奋剂,国家每年投入超过500万马克用于新型兴奋剂的研发,对此,许多使用了兴奋剂的运动员甚至并不知情,随之而来的除了东德在奥运会上成绩的井喷,还有这些运动员们受到癌症、心脏肌肉疾病,以及肝脏和骨骼的损害的悲剧。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当时的苏联,和随后的中国奥运代表团中,这些将奥运会作为举国体制的国家将兴奋剂大量使用到运动员身上,这换来了他们在奥运会斩金夺银的壮举和总体成绩的迅速提升,至于运动员的身体健康,这似乎不在管理者的考虑之列,正如德国人制造的惨剧一样,在苏联和中国,也同样有太多太多运动员因为过量使用兴奋剂而变成“药渣子”的案例。
NO2:中国的兴奋剂源于东德,神奇训练师带来神药
1984年,中国重新加入夏季奥运会并取得金牌的零突破,那一年金牌成为全中国社会最受关注的字眼。当时刚刚走出混乱十年的中国急需要一些能够鼓舞社会信心的“激素”,就在这样的氛围下,1985年,“力求进取”的中国游泳队从东德引进了一名洋医生克劳斯-鲁道夫。当时中国的体育科学还不够发达,很多人认为一个运动员的成绩,除了天赋和努力之外,还离不开所谓的“科学”,而鲁道夫正是祭起“科学”的大旗,将所谓的“兴奋剂”这一法宝引入中国。也是在他加盟之后,此前并没有什么出色成绩的中国游泳队,在1986年的汉城亚运会上斩获的金牌数由上一届的3金飙升至10金,成为黑马。
一时之间,鲁道夫成为中国游泳界的传奇人物,当时很多报道都对这位洋医生的“先进管理”和“先进训练”手段推崇倍至。也是在当时,另一位洋医生也加盟到“帮助中国队夺得金牌”的光辉视野中,而这位叫做海格尔-菲福的医生,正是此前参加过东德“国家计划14.25”,在莱比锡技术中心工作,在禁药问题事发后前往外国避难躲过一劫的技术人员,看到鲁道夫在中国书写的“神话”,菲福随后前往上海游泳训练中心提供技术支持。所以我们可以断定的是,中国的兴奋剂使用,源头正是东德国在10年前推广的那个“Staatsplanthema 14.25”计划。
除了东德国之外,苏联、美国的“先进技术”陆续被引进到中国,而根据陈章浩老人透露,这些所谓的技术也都是各类兴奋剂的研发和使用手段,我们不能说,是因为当时中国人的无知才走上了“兴奋剂”这条贼船,但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否认,中国体育界传出如此多的兴奋剂丑闻,和如上这些同样将奥运视为举国体制的国家脱不了干系。
NO3:举国体制下,监管者比运动员有着更大的利益需求
为什么?我们不禁要问,兴奋剂事件为什么总是集中出现在这样的国家。究其原因,除了运动员对于成绩的渴望之外,兴奋剂的使用在举国体制的国家内,已经远非运动员一个人的事情。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在类似国家中,国际赛事金牌数和运动员的成绩不仅关系运动员的职业生涯,更关系到相关省市,甚至国家体育部门的各类考核标准,这些部门领导们需要运动员争金夺银为他积攒政绩去奋斗接下来的仕途,于是运动员是否应该服用兴奋剂,这就成了整个体育部分的事情。一切为了拿金牌,这是运动员的需要,教练的需要,也是相关管理者的需要,于是兴奋剂开始广泛流传在类似的国家奥运代表团中,这一点在20年前的中国体现的尤为明显。
在我们国家,关于管理部门在兴奋剂方面的问责制度几乎没用,高收益,低风险,这两个词足以形容兴奋剂在我国曾经出现过的使用狂潮。其实运动员自身,也许在一开始并没有多少服用药物的想法,可教练会说服你,领导会“暗示”你,最终你只能吞下那一剂“苦药”,在国际赛上场去争夺那一块甜蜜无比的金牌。而一旦事情败露,运动员的职业生涯立刻宣告终结,此时相关的教练和领导呢?他们只需要说出三个字:“不知情。”1994年的广岛亚运会兴奋剂事件后,9名亚运冠军停赛两年。其中绝大多数人就此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因为禁药对于寿命和健康的侵害,这些运动员们只能自己承受。但相关管理部门却多以不知情,个人行为成功脱身,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也是在这样的利益驱使之下,我们才会看到即便是近几年,国内国际赛场上也会偶尔查出中国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例子,而后这些运动员的职业生涯终结了,他们需要在几乎无法找到谋生手段的情况下承受身体上的痛苦,而相关的教练,领导却没有任何风险,继续提着灯笼寻找下一批“小白鼠”。毫无疑问,这是中国体育界的耻辱,至于有多少中国冠军曾经服用过兴奋剂?著名媒体人李承鹏曾经说过:“我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所知道的中国冠军,至少1/3是服过兴奋剂的。也许实际数量远远超过我刚才所说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