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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最流行的“兴奋剂”，是合成类固醇药物。这一类药物包含很多种类和名称，但唯一不变的是它们都是雄性激素的衍生物，服用类似的药物能够明显增强运动员的肌肉力量，众所周知的是，奥运会上几乎所有比赛项目都需要出色的肌肉力量，这也是为什么合成类固醇被禁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彻底绝迹的原因。前美国奥委会运动医学与科学部主任、医学博士罗伯特-沃伊就曾说过：运动员为了提高成绩而服用类固醇是个全球性的问题。在所有的奥林匹克运动项目中，迄今还未听说运动员服用雄性合成类固醇的，仅仅剩下乒乓球、男女花样滑冰和女子体操等几个少得可怜的项目。沃伊博士宣称：在所有需要爆发力、耐力和速度的项目中，都有运动员服用雄性合成类固醇。

因此单从药物作用上分析，是否使用兴奋剂几乎能够决定一名球员能否夺得一项关键赛事的冠军。如此之大的诱惑确实让很多运动员，教练员甚至国家奥组委难以抵挡，而这也是兴奋剂始终没有消亡的最根本原因。

在上世纪40年代开始的长达30年时间内，各类兴奋剂的使用甚至已被摆到了明处，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上，奥运村的盥洗室里到处都是运动员使用后丢弃的安瓿和注射器，显而易见，当时绝大多数的运动员都在使用包括苯丙胺、麻黄素在内的一系列精神刺激类药物，以保证自己能在比赛中比对手更容易集中注意力。如果有人坚持不使用兴奋剂，他在奥运会上将会迎接的就是努力四年，最终败给那些使用兴奋剂的选手铩羽而归的悲惨命运，从陈章浩老人接受《悉尼先驱导报》的采访中我们也能读出这样的一层含义：当年美国、苏联，东德国都在大量的使用兴奋剂，为了赶超这些已经在奥运会上披金斩银的国家，中国代表团才“跟上潮流”，开始研究，并将类似的禁药使用到运动员身上。

又比如至今仍未绝迹的合成类固醇药物，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被许多运动员大范围使用，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这种药物完全处于无法查出的状态中，因为一直未研究出准确而可靠的检测方法，国际奥委会迟至1975年才宣布禁止使用合成类固醇。随后一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会上，11名被检测出使用禁药的运动员中就有8人使用了合成类固醇药物。兴奋剂和反兴奋剂斗争，这就好像一个“猫捉老鼠”的游戏，在这个游戏中欺骗者总能寻找到一些新的药物和方法战胜检查系统，从而保持领先地位。 [详细]

从1968年到1988年，4届奥运会上只有1600万人口的前东德赢了多达519块奥运会奖牌，其中192块是金牌。以人口平均数计算，他们的奖牌数量是前苏联的10倍，美国的13倍。这个奇迹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真相呢？“Staatsplanthema14.25”计划，这是东德在当时进行的一个兴奋剂项目，简单说来，前东德国约1万名运动员系统服用兴奋剂，国家每年投入超过500万马克用于新型兴奋剂的研发，对此，许多使用了兴奋剂的运动员甚至并不知情，随之而来的除了东德在奥运会上成绩的井喷，还有这些运动员们受到癌症、心脏肌肉疾病，以及肝脏和骨骼的损害的悲剧。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当时的苏联，和随后的中国奥运代表团中，这些将奥运会作为举国体制的国家将兴奋剂大量使用到运动员身上，这换来了他们在奥运会斩金夺银的壮举和总体成绩的迅速提升，至于运动员的身体健康，这似乎不在管理者的考虑之列。

1984年，中国重新加入夏季奥运会并取得金牌的零突破，那一年金牌成为全中国社会最受关注的字眼。1985年，“力求进取”的中国游泳队从东德引进了一名洋医生克劳斯-鲁道夫。鲁道夫祭起“科学”的大旗，将所谓的“兴奋剂”这一法宝引入中国。也是在他加盟之后，此前并没有什么出色成绩的中国游泳队，在1986年的汉城亚运会上斩获的金牌数由上一届 的3金飙升至10金，成为黑马。

一时之间，鲁道夫成为中国游泳界的传奇人物。很快，另一位洋医生也加盟到“帮助中国队夺得金牌”的光辉视野中，而这位叫做海格尔-菲福的医生，正是此前参加过东德“国家计划14.25”的技术人员。所以我们可以断定的是，中国的兴奋剂使用，源头正是东德国在10年前推广的那个“Staatsplanthema 14.25”计划。

兴奋剂事件为什么总是集中出现在奉行举国体制的国家？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在类似国家中，国际赛事金牌数和运动员的成绩不仅关系运动员的职业生涯，更关系到相关省市，甚至国家体育部门的各类考核标准，这些部门领导们需要运动员争金夺银为他积攒政绩去奋斗接下来的仕途。而在我们国家，关于管理部门在兴奋剂方面的问责制度几乎没用，高收益，低风险。1994年的广岛亚运会兴奋剂事件后，9名亚运冠军停赛两年。其中绝大多数人就此退出了人们的视野。但相关管理部门却多以不知情，个人行为成功脱身，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至于有多少中国冠军曾经服用过兴奋剂？著名媒体人李承鹏曾经说过：“我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所知道的中国冠军，至少1/3是服过兴奋剂的。也许实际数量远远超过我刚才所说的1/3。”毫无疑问，这是中国体育界的耻辱。 [详细]